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医学科研网

本文来源:科学网、凤凰网科技、上观新闻、科技日报等
网上很多人一说到我,就说颜宁之所以能成功,因为她是单身,没有家庭拖累。但事实上,有家庭、有事业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现状。
我们这次请来四对科研伉俪,不仅都是科学家,而且也都为人父母。他们的科研和家庭能平衡吗?

—— 颜宁
熟悉颜宁的人,可能都听过 2014 年时她讲的这段故事。
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你们为何从来不问男性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
现在她的想法实现了。
12月27日,未来论坛联合女科学家论坛,在2020未来科学大奖周期间举办了“女科学家去哪儿了——科学伉俪专场”活动。

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颜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女科学家论坛发起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对话了四对科研伉俪。
这也是颜宁发起的女科学家论坛第一次出现男性嘉宾的身影。论坛邀请的 4 对科研伉俪,分别处于事业的不同发展。他们分别是:
院士 CP
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董欣年:
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杜克大学生物系杰出讲座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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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凡:
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博导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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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丹丹: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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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季冬:
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助理教授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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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浈: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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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博后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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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斐: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联合博后,拟聘山东大学 「齐鲁青年学者」 特聘教授、博导
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张哲: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博士后,拟聘山东大学 「齐鲁青年学者」 特聘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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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论坛把女性科技工作者集合在一起,彼此分享挫折、困惑、经验和教训。虽然没办法复制,但看看别人走过的路,至少可以让你不孤单、不害怕,有勇气面对各种事情。”颜宁在论坛上这样说道。
这次论坛中,颜宁对话了这4对科研夫妻,并追问男性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科研伴侣怎样相互扶持,以及女性科技工作者如何从社会中获取力量等。提供了多元视角来观照科研女性。

男性科研工作者,在家做家务吗?

“很多人说颜宁之所以能成功,因为她是单身,没有家庭拖累。但事实上,有家庭、有事业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现状。”颜宁说。
在谈到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话题时,王小凡表示,作为男性科学家,一直认为妻子董欣年的事业与自己的事业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家务上都是互相分担、互相照顾。我们做博后期间就有了儿子,欣年怀孕的时候还在写她的论文,挺不容易的。
我们到了杜克大学后头 6 年,晚上或者周末都要去实验室,但我们是轮着来,谁忙谁就去,另外一个就把孩子带起来。所以互相帮助,互相体贴。
家务事方面,比如欣年很会做饭,但是她最不喜欢收拾餐具,我偏偏喜欢打扫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配合得特别好。她负责收拾房间我负责洗衣服,周末一块儿买菜。
因为欣年到现在开车仍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总是一块儿出门,反倒有很多时间让我们一起讨论家里的事,或者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很多朋友告诉我们,他们后来一个人单独做事情反倒不好。
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左)董欣年(右)王小凡
翟季冬谈到:“我和丹丹有两个小孩,老大是男孩上二年级,老二是女孩现在是幼儿园中班,我比较擅长洗小孩衣服,而丹丹对小孩教导的事情更擅长,所以我们会有分工,两个人如果有出差,没出差的就多带一下孩子。像刚才小凡老师提到,两个人相互理解,因为都做老师,经常会赶进度,大家也会根据不同截止日期的节点互相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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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宋丹丹(右)翟季冬
吴建平也谈到了与夫人闫浈在事业上的互帮互助,在生活中的优势互补。
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是优势互补。比如闫浈很知道什么食材搭什么食材。她设计好,然后我去执行,我是下厨的那一位,这个搭配特别默契。
我们两个人在事业上互帮互助。闫浈能力上特别出众,但有一点内向,不太敢于往前迈出一步。我经常鼓励她要敢于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的压力:闫浈先在西湖大学找好了教职,我还没有找。所以我当时也思考了很多:是按原来的设想,先去美国做三年博后,还是两个人尽可能在一起会比较好?最后我也做了一定牺牲,选择了后者,还好幸运地在西湖大学找到了教职。
我们小孩现在才 10 个月,主要是父母在帮我们带孩子,所以也特别感激父母,让我们有更多精力投入在科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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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闫浈(右)吴建平
张哲也分享了家人间互帮互助的经历。他谈到:
我们家老大两岁半,老二六个月,老大之前在托儿所,但是遇到疫情也不敢送。我父母春节期间来这边过年,所以他们可以帮我们看小孩。我和文斐都是疫情期间把自己的第二篇文章顺利投出去,接收了。所以这首先要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家务分工,简单来说是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如果最近谁比较忙,另外一个人就多做一些。
具体到某一天:我起得很早,每天六点半坐最早一班车从伯克利的家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文斐大概是八点半左右送老大去托儿所,下午五点文斐把老大从托儿所接回来,所以她在实验室待的时间会比我短。
因此当我回家以后,我会负责做饭,做饭后我可能给老大看看书,这时文斐就可以想想第二天的课题怎么安排,花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课题上,弥补一些她在白天时间的付出。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互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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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张哲(右)李文斐
颜宁说,国内招聘有时有些误区,感觉如果招一对配偶,好像是在照顾另外一方,其实有时候根本不存在照顾谁,仅仅是旗鼓相当的双方恰好都要找工作了。“当他们能把资源共享,能更专心从事科研,更有效照顾家庭,反而对学校、对学生都更好。”

女性科研工作者,事业or生育?

在闫浈看来,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很多事情要做,至于生育这个问题,没有哪个时间是最好的。“生孩子没人能帮你,但是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的。生孩子后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是回头看,会觉得这个都能挺过来,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问题。”
宋丹丹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我生了两个孩子,每次都是工作到生产前一天。我看有朋友提问,女性如何在生育期间寻求助力。我们其实还是依赖父母比较多,父母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帮我们带孩子,包括今天我俩出来参加这个论坛,两个娃在家都靠父母管着。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有父母帮忙,或者请育儿嫂、住家保姆等分担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把孩子送到早教机构里。大家还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件事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董欣年认为,生孩子不是一个拖后腿的事情,反而是一个驱动力。很多人做了父母后责任心更强了,在实验室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为他们的家而做。“自古中国有句话叫成家立业,科学家也不例外,每个人潜力都非常大,只要你想做这个事,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实验室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多于一半的人是在我的实验室结婚、生孩子的,而且他们都做的很好。生了孩子以后,做事情的动力不一样了,实际上在为自己的孩子做研究。科学家想结婚生子或想单身的,都可以的,我们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个例。
实际上琐碎的事才是生活中最高兴的事,人在得病时就会想,如果我能够到菜场买菜,能够给家里做饭,不担心自己的健康,这是多高兴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一生的期望、期待,如果你要期待又有家庭、又有事业,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即使是科研伉俪,也存在竞争关系吗?

业界将两个学术人的结合所产生的竞争关系称为“双体问题”。宋丹丹认为,目前和丈夫翟季冬不存在竞争或负面影响,反而会有“队友”的感觉。因为自己会见贤思齐,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也要努力,有一个奋斗的榜样,彼此会互相鼓励,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育儿、家庭方面都是并肩作战的状态。
吴建平则坦言确实会面临潜在的竞争关系,“我和妻子闫浈的科研方向比较近,但不会因为这个而避免合作。除了共同的课题之外,我们也会侧重一些独立的课题,双方都有各自侧重的方向。”

颜宁追问4位男科学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董欣年则表示,丈夫王小凡会在资源上给予自己一些帮助。她谈到:“小凡给我的支持可能比我给他在研究上的支持更多,因为他社交圈比我大很多,我有时候给他讲一下我实验上需要有些什么,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我需要跟人家请教,小凡都能找出他认识的朋友是专门做这个的,所以我就通过他介绍,打电话过去或者写邮件过去,这样就能建立联系或者请教。但是做植物方面,返回去癌症研究比较难。”

为何越到“高精尖”领域,女性就越少?

学生时代不乏优秀的女性科研工作者,但越到“高精尖”领域,女性就越少。
针对这种现象,宋丹丹表示:“计算机领域一直都是男性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专业,但是从整体发展来讲,身边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女性同学,在领域做的都很突出。
从职业发展来讲,该领域很多时候还是会更照顾女性人员,包括有的评奖,也觉得女性做到相关的程度反倒是更不容易,这是积极的方面。而到后期尤其做到比较高精尖的状态女性越来越少,有时候可能是女性的性格相对男性没有那么主动去争取,这需要社会要逐渐去发展,能有更多女性的声音,像颜宁老师这样为大家发声并主动争取一些权益,这是一个向好的过程。”
李文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科研领域中,女性可能保守一些,如果觉得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可能会寻求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或机会。”
在活动的最后,颜宁总结谈道:“从能力角度来说,个体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性别之间的系统差异。因此,女性科研工作者不要妄自菲薄,而启迪女性科研工作者觉醒,让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女性科研工作者工作与生活的境遇,也正是本场论坛举办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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